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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药方杀生害生者止》

            缘起：今年6月底时，一位朋友用我电脑查找医方验方，说是保留下来以后家人有病好用，我看他手抄很辛苦，即帮助排版筹划帮他大量打印下来，结果一看，药方里面很多动物成份，我随即将有动物成份的药方摒弃不用，只选择植物性药方，然后才帮助打印，并叮咛其不可用动物成份为药。此事过去一个多月，总觉得忧心忡忡，故作此文，广做劝诫。
    关于中医药方使用动物作药材的问题，虽是历史的传承，但若从佛法因果善加抉择，则可以判定其属于一种谬见。人身有病，便要杀害动物的身体做药，若动物有病，也要杀人身来做药材，不知道人类是否愿意呢？就是人贵物贱的邪见在作祟。孔子在《论语·颜渊篇》和《论语·卫灵公》中均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教《大乘遍照光明藏无字法门经》中佛也说：如诸菩萨，自爱命者则不应杀，，善男子，是故我说，己所不欲勿劝他人。由此可知，儒释二教，无不以众生平等、爱惜物命为要，更何况，依照佛法慈悲利他的精神，宁死也绝不杀生，又岂可为了治疗疾病而去杀生害命呢？从更复杂的因果关系来看，直接杀生往往有一定数量，但若传播药方广劝他人杀生，则所杀生灵无以计数，乃至千百年后的人，仍会受着这一邪见的毒害，药方害命的恶业实在是太重了。
     从疾病之因缘来看，佛法有更高瞻远瞩的圆满见解，比如《华严经》认为：杀生之罪能令众生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短命，二者多病。由此可知，多病短命本来就是由杀生导致的，又岂能为治病而再杀生作为药材呢？这样只会使疾病加重，有的重病，家人杀生作药物药引，或屠杀烹煮鸡鸭鱼鳖等类进食补身，或以动物泡药酒服食进养，反而加重疾病，更快夺去了病人的生命，这岂不是以鸩为药、饮鸩止渴吗？所以，但凡有病，适宜戒杀吃素广行放生，再辅以正确的医药治疗调养，这才是正途，万万不可再行“杀生求生、杀生疗疾”之邪行。很多病人，接受佛教徒教导开始戒杀吃素，居然很多疾病彻底康复了；有的进而发心救生放生，很多医学难以治疗的绝症，能够康复的也比比皆是。所以，岂可再入杀生治病的邪见歧途呢？
     医者和病者，都应该谦虚的接受更圆满的医学智慧，并应当明辨，历史上乃至自己已有的成见未必全部正确，不但不应顺遂某些谬见，更应该以作为医者的仁慈之心，去平等善待一切生命。 

     中国汉字，相传是上古先贤仓吉所创，每一字形字义均暗合天地万物之体性，故而称为象形文字，虽然经过历代字形变迁，但是其象形特征依旧，仅仅从字形构造来看，“药材”二字皆为草木偏旁，可知上古先贤本意，也是认为治病应当以草木为药物，才是正理，断断无有猎杀动物身体为药材的本意；何况“藥”字上“草”下“乐”，具有“以草木药材治病才得康乐”的深刻寓意。中国最早的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和晚期的《本草纲目》，以及药学史上其余多部药学著作，均采用“本草”为名，顾名思义，也知道“药本为草”。查阅《神农本草经》中“玉石草木果米谷菜”占据绝对多数，“禽兽虫鱼”绝对少数，李时珍《本草纲目》中“虫鳞介禽兽”也为少数。华人多传炎帝神农氏是医药始祖，相传是“神农尝百草”辨识药性从而创立医药学，从来没有听说“神农尝百兽”或者“神农尝百肉”创立医药学的，可知先贤之智慧慈悲，决然无有杀生为药的思想。
     那么，对待药方中动物成份正确的原则，到底应该怎样呢？这需要医药学家们精确研判，找出可以代用的植物性药材，或者其他代用品，将其中使用动物身体成份的一一取代，这样才比较圆润合理，也合乎慈悲。更何况，今人还有胜于古人的一个优势，就是还可以采用西医西药的治疗方案来弥补，又何必非要采用杀生的古传中医药方呢？
     如果不得已必须要用，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之《大医精诚论》中，本着仁物爱人同体大悲的情怀，明确阐述了其观点，可供今人参考：自古名贤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贱畜贵人，至于爱命，人畜一也，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由此也。其虻虫、水蛭之属，市有先死者，则市而用之，不在此例。孙思邈的观点，绝无杀生为药之意，且主张不用动物身体为药材，即便万不得已要用，也是市场上有自然先死的用之，才是正解。此原则不仅适用中医典籍中的药方，也适用佛经典籍中部分需要动物成份的例子，比如《大悲咒经》云：若患疟病著者，取虎豹豺狼皮咒三七遍，披著身上即差，狮子皮最上。此处所云豺狼虎豹狮子皮，必定属于宿前已有之物，随因缘用之，若无此物，诸佛菩萨绝对不会提倡诸位去猎杀而用。观音大士暨大悲咒，本来示现大悲利他之法义，又岂会倡导杀害物命呢？所以，其余佛经中若有类此者，一应作此解无谬，不可以自己偏狭之心而去杜撰邪见，从而诽谤三宝不慈悲。
     关于不宜杀生为药的观点，南朝齐梁时期的医学家陶弘景，曾有一段神异感应：
     据《梁书》记载，陶弘景与梁武帝甚有交情，武帝常入山请教国家大事，时人称之为“山中宰相”。陶氏曾编撰整理古代的《神农本草经》七卷，另著有《真诰》《真灵位业图》《陶氏效验方》《补阙肘后百一方》《药总诀》等。后来他的徒弟桓恺得道飞升后，有一天现身在他面前，对他说：“你所编撰的本草，用水蛭蚊牤做药，功虽及人，但害物命，上帝因此要责罚你了”，宏景因而忏悔，而用其他药物代替，另著《本草》三卷，以赎罪过。并且到鄮县阿育王塔前受五戒，曾梦佛授记，名胜力菩萨。临终以袈裟覆体，安然脱化，年八十五。
     陶弘景和孙思邈，这两位是中医药史上的大医王大药王了，他们尚且对杀生作为药材的事情如此反对，深切以为有害无益，何况其他医学家药学家，岂敢以肖小不慈之心妄行倡导杀生疗病的颠倒之事呢？从其产生的恶果事实看，此种谬见也确实贻害不浅，略举文献记载和我见闻的二例：
     据《法苑珠林》记载，唐龙朔元年，洛州的伍五娘，死了一个多月时间，托梦给她的姐弟说：“我幼年有病时，杀了一只螃蟹涂在患处，病虽然好了，但我死后到了刀林地狱，现在有七刀在我身上疼痛难忍，希望做佛事救我”，姐姐就为她供养寺庙请法师给她写《金刚经》七卷，才得到超度。
     2005年冬，得知我一友人之母，早年曾堕胎，患妇科病，屡治无效，从佛法说，或属因果业力，本该忏悔修善，或可回天。然而其母在治疗期间，家属误信民间偏方，捕杀多只癞蛤蟆扒皮，以其皮外敷小腹阴部，以为可以治愈，不料数月后，其病加速成为子宫癌，至06年春去世。可见邪见偏方害人之深。
     如上这般，以杀生害命欲求治病，反而自害的例子，不胜枚举，是故药方害人、庸医误人、邪说害人的恶果，不仅仅现世多病短命，去世还被恶业所牵堕落三恶道，真是太恐惧了。故而著述此文，以医者为劝，以病者为劝，以一切印刷流通，乃至种种方便传播谬误药方者为劝，不可不慎重抉择啊！传播药方，本来是利人的大功德，却被做成大罪业，造成生灵和病人两相损伤，真是事与愿违！正确的方法是，只传播确定无动物成份的药方才好；如果有这成份的，可以舍弃，另用其他药方，或者其他治疗方案代替。 （吉祥果201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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