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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先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乘基因开始
身为被统治阶级,却总要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说话,荒唐之极。这是西方贬低中国文化道统和政治道统,并据此认为这些文化道统是导致华人人格和人性扭曲之原因。不但西方人这么说,就连林语堂也这样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阶层, 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诚然,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数千年的政治文化道统中需要提升和进步的地方有很多,但是,我们换一个角度却发现问题并非全然如此,甚至结论可能相反:
如果从大乘利他和小乘自利的区分来看,西方的个人主义思维更趋向于个体小乘,而中国文化道统实际上更趋向于群体大乘,至于为什么趋向群体者更趋向大乘,参考大乘佛教“同体大悲”的定义,会有准确答案,此不赘述。西方个人权利极致主义的文化倾向,导致了他们实际上不可能更深刻地站位于群体利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或者不如中国文化站位深刻,因此也就导致了他们不能透彻理解中国文化道统中的“大乘境界”。举例说明:
《礼记·大学》:“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其修身之说,就近似于西方小乘的个人主义,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近似于中国大乘精神。《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独善其身”类似于西方个人主义,而“兼善天下”类似于中国大乘精神。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卷十三《文正公愿为良医》篇,则记载有范仲淹“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典故,直接活脱脱将中国读书人的志向彻底“寄向大乘”,就是说如果发达就做宰相利益人民,如果不发达则做医生利益病人,横竖都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只想到个人利益”。至于张载《横渠四句》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直接摒弃“个人中心主义”,而转向“为现在和未来一切人民谋利益”之恢弘气度。顾炎武《日知录·正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更是试图唤醒每个人心中的“大乘气象”。甚至中国中医文化还衍生出一种“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跨领域医学思想”。讲到这里,大家一定会发现,所谓大乘和小乘,非仅佛教才有,我中国文化道统中,亦自然蕴有大小乘之别并全面倾向于“大乘气度”,这也许是古天竺的佛教圣贤认为中土有大乘气象的根本原因。开元三大士之一的善无畏大师,其在天竺修行到八十岁时,己是德震五印度的密教大师,按常理说,如此高龄已不利跋涉远行,然而,其师达磨鞠多,竟然要求善无畏大师说:“善男子,你与震旦有缘,弘扬大教,今可行矣。”无畏三藏乃接足顶礼,远涉大唐弘扬密教,成为唐密一代开山祖师。另据传说,东土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其本初在天竺修行,其师二十七代祖般若多罗,曾经对他说:“东土有大乘气象!”故引发达摩祖师远赴东土而开创中国禅宗。
不仅仅儒教思想认为读书人应该有大乘气质,佛教大乘各宗在中土的广泛弘扬也证明,中土众生有大乘根性。因此,无论身份高低贵贱,所有中国人在精神层面所传承的文化血脉中,它一定蕴含有一种生机勃勃的、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善天下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甚至是意图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乘气象。这原本是中国文化数千年延续下来的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宏大精神动力,但是西方舆论机器为了打压中国人的精神自信,竟然蓄意将这一精神优势完全归因为“中国政治道统造成的精神扭曲”,这是值得所有中国人警惕的。要知道基本的正常认知是,内心扭曲应该导致老百姓越来越精神猥琐、心志压抑才能证明,可是这里竟然导致了一种极其具有精神张力的极其气度恢宏的“大乘利他精神”,这怎么可能是中国文化道统引发老百姓“精神扭曲”的表现呢?相信每一位有正常思维逻辑的人都不会认可。由于中国传统的文化血脉中,先天具有这种“大乘基因”,因此,你不仅仅会在北上广深的权贵阶层看到他们讨论国家大事,你会在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看到他们在讨论国家大事,你还会在中国社会任意一个最偏僻的乡村看到那些读书不多的人竟然也在讨论国家大事,这些特有的殊胜现象,这确实不是那些不具备“大乘基因”的小乘主义者、私权极致主义者、个体主义者可以理解的。因此,西方以个人权利和个人中心主义为主导的思维,的确很难理解中国文化血脉中蕴含的这种恢弘难掩的人人皆以家国天下为己任的大乘气象。用西方基督教或者天主教语境来概括,中国传统文化先天具有接近神性的优越内涵,用佛教语言来概括,中国文化先天具有接近菩萨精神的人文气质,用儒教的《论语》语境概括,中国文化具有促进人性迅速脱离“小人之儒”成就“君子之儒”的先天禀赋。
因此,身为被统治阶级,却总要站在统治阶级的角度说话,这不但不荒唐,它恰恰证明中国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化道统,对中国社会的世道人心产生了久远而深刻的正向引导作用,这一作用已经深入中国人的灵魂深处。每一位中国人从他出生在中国这个文化环境的第一天开始,中国的文化基因就决定了每一位中国人在自然而然地站位于“修身”这一个体利益层次的同时,他在意识深层也会自然而然地更加站位于“治国、平天下、为万世开太平”的大乘高度来思考问题,这是无论个体利益是否得到满足的中国人依然乐意站位于更高层次讲话的核心原因,但这个站位于社会更高层面或者站位于社会整体利益层次的、高度文明的知见水平,却往往被部分幼稚的西方人士不怀好意地解读为是“站位于统治阶级”。须知,即便依据《大学》的修、齐、治、平,这里面读书人的“治国平天下”之志向,也和西方指责的“站位于统治阶级”无关,所谓“统治”最多只是一个工具而并不是目的,本质上看这是站位于利益大众群体的“大乘利他阶级”,这和是否必然“进行统治”的认知不是一回事。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利益社会的方式有很多种,不排除但不必然借助于统治手段,比如上文所述范仲淹所谓“作良医”的志向也算,韩愈的传道、授业、解惑也算,李冰修建都江堰也算,佛教传播因果学说也算,,乃至一切利益人民的方式都算是修、齐、治、平的宏大愿力范畴,而西方人完全不懂这一套,就以为这必然是“为统治阶级说话”,何其外行?西方一些浅薄之士故作姿态,将中国人推崇的这一“高度接近圣贤本怀”的“圣洁精神”污蔑为是一种“精神扭曲”,譬喻而言,这就好像他们否认他们“神爱世人”的崇高性反而鼓吹“神应该只爱自己”才算是正常一样,否则就是扭曲。
诸位知道,我非常推崇中国学习西方的先进之处,用于强大中国自己,尤其推崇中国应该进一步学习西方的逻辑学和自然科学,我曾经在过去八年中,数次将西方逻辑学和佛教因明学关联,将西方自然科学和佛教“工巧明”关联,这是我对西方文明优秀之处的两个根本推崇,其余皆是皮毛。但即便如此,我也从不认为西方所有的东西都比中国先进。因此,我会不断将那些被西方舆论机器所丑化、贬低、矮化的中国优秀文化,从精神本质层面给予公正的重新评价!
吉祥果
2022.03.04
有师兄以“西方也有团队精神”质疑本文“西方个人主义”的阐述不全面。吉祥果:基于杰斐逊对于个体私权高于公权力的阐述,也基于欧美立法精神首先将个体私权利置于公权力之上的基本事实,我阐述西方更加侧重重视“个人权利”,而东方更重视群体利益(包括日本),并不违背基本事实。
吉祥果
2022.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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